访谈范并思：走向公共图书馆研究

【编者按】有人说，人更深远的是精神。我们以为，这种“精神”应该具体体现为一种情怀，一种超越，更是一种境界，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品质。“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在当下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想，这种精神和品质，只有联系到那些具体的、鲜活的，或是平凡的，甚或是壮烈的人，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在纷繁而艰辛的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是不懂那些精神，但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不忘初心、坚守始终？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的不平凡贡献背后，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付出，值得我们去铭记！这也是我们在推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70年”专栏的事业篇后，再继续策划组织专栏人物篇“那些人 那些事”的由来。因为，只有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沿着这些足迹，我们的事业才能到达更远的远方。

篇一：

排版至此，想找找范老师的照片，上网一搜，照片还未找到，却找到了一群人对范老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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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存着的记忆，经过时光的洗刷，在今天更显得晶莹剔透、熠熠发光。这些真挚的留言，是对范老师最真诚的肯定。究竟，范老师在图情界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让我们以专业的视角，一起走进《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1期。

访谈范并思：走向公共图书馆研究

李超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从学术经历来看，我跟范并思似乎不是一代人，尽管年龄相差几岁而已。由于我本人在图书馆学领域算“半路出家”，所以第一次听说范并思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是名人了。

说到第一次听说范并思，禁不住想起另一位已故图书馆学界名人刘迅，当时我与刘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访学，但我那个时候的主攻方向是情报学，所以跟刘迅的交谈主要围绕情报学。那个时候的图情领域，情报学是显学，很自然地，我是不太关注图书馆学领域的，跟踪的学者也是王崇德、卢泰宏等。直到有一次与刘迅闲聊，他建议我关注范并思，当时刘迅的评价是：范并思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高度的学者。从此，我开始在期刊上阅读并跟踪范并思的文章。图情一家，阅读图书馆学的文章并没有太多的隔阂感，逐渐地对范并思的文章风格有所了解。第一次见到范并思大约是1999年，我们一起在湖南湘潭参加一个情报学教育方面的会议，其间天南海北聊过不少话题，从此成为朋友。

这么多年来，我不敢说读过范并思所有正式发表的文章，但说99%我都读过这绝不夸张。如果要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篇，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悼念黄纯元老师》一文。虽然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却与学术相关。我一直以为，在学术领域里，学术人际历来是一个敏感的地带，充满各种不能触碰的微妙关系。当范并思用毫不做作的文字去向他的同事黄纯元老师表达惋惜与怀念，并向一种学术情怀与风格致敬时，我竟从中读出了一个学者对学术的那种纯粹的敬意，如果说文品如人品，我倒觉得这篇文章最能代表范并思的学术人品。

在网络上博客兴盛的时候，“老槐”这一ID是一面虚拟的旗帜，他把线下对公共图书馆研究所形成的理念、学术视角等用网络语言在网络世界里传播，使“老槐也博客”总能以一种独特的专业敏感度在第一时间里提出问题或报道事件，以此引导同道们对热点事件进行关注与讨论。尽管博客只是网络世界里的匆匆过客，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很快消失，犹如划过天际的彗星，在天幕上留下了长长的“尾巴”，至今还不时被人提及。“老槐”是范并思的另一侧面，这就是网络世界的奇妙之处，能够让一个学者折射出另一种波长的光，这为不少人的学术之路或职业之路提供了不一样的光亮。

2020年12月13日，范并思供职的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借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举办“道大无外——图书馆与社会”2020年论坛的机会，为几个月前正式退休的范并思举办了一个座谈会。他本人用一个不长的演讲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它们由重要的论著、重要的活动和学术上的转折等构成。作为同道，那些论著我都阅读过并且被触动过和引起过思考；部分被范并思认为参与过的重要活动我也参与了其中；有些他学术研究方向的转折点我则是见证者。于是，在《图书馆杂志》编辑部的策划下，就有了下面这篇对话。与他个人的回顾与总结不同，我作为提问者，自有我对他观察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角度也许是很多同道与后学们共同的观察视角，我只抛砖引玉而已。

李超平

你早年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中国一个特殊阶段的缩影，按照现代教育模式，那是反常规的，我不确定再过三五十年是否还有人能理解这样的反常规。我想，要理解你后来的学术之路，或许应该从这一段经历开始。

我没有念过高中，甚至没有正经地念过初中。从13岁小学毕业到25岁进入大学，我人生最好的岁月，基本是在学校之外的地方度过的。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毕业后正遇“文革”开始，在家辍学几年后中学复课进了中学，一年多一点的初中生活，很长时间却是在工厂学工和农村学农。因为初中读得实在太水，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国家对我们的初中学历不予承认，需要通过若干考试才行。1970年初我初中“毕业”，没有选择地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地被分配到湖南西部的会同县，雪峰山下一个名为槐枧的山村插队落户。当地农村很明智地没有称我们这批小学生为“知识青年”，而是给了我们一个更贴切的名称“下放青年”。将近8年农民生活，年复一年地重复春播种、夏“双抢”（抢收抢种）、秋收割。收完秋粮，就外出修路修水利。直到1977年底，母亲提前退休，我享受“顶替”政策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木工学徒。1978年夏天，我怀揣一张后来不被国家认可的初中文凭参加高考，万分侥幸地考入大学——被湖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录取，开始了我的图书馆学生涯。

范并思

李超平

在你这段经历中，我很意外的是，你连“知青”都够不上，按照你的求学经历，你最多只能算读过小学。以小学的“学历”还能考上大学，这也算得上奇迹了。既然有这样的奇迹打底，我也能理解你后来在学术上为什么总是能“出奇招”。

我们一代的人的“文革”经历，已有太多的同龄人的各种回顾了。我也曾在社交媒体上写过“遥远的槐枧”系列小文，回顾山村生活的万般滋味。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我的影响跟绝大多数知青相比其实并无二致，比如，真真切切地了解了中国底层社会，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如果要说我与其他知青也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我在农村有过理想主义的冲动，曾经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为此而上过模范知青榜。我在农村入党并担任村干部，得到过各种荣誉，经常去省城开会，上过省报。农村艰苦的务农生活和革命理想追求，使我从一名不甚懂事甚至称得上顽皮的懵懂少年，成长为有生活目标、有社会担当的成年人。我无法明确表述8年的上山下乡经历对我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我比没有这一经历的学人多了一些对于基层的关注。记得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后的那个暑假，我只身自费赴苏南地区调研乡镇图书馆，在那个年代，乡镇图书馆是一个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都几乎被完全忽略的对象。2000年后，我从文献中看到公共图书馆的法理精神，了解到公共图书馆制度的人文关怀价值，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切切实实地被一道闪电击中：这才是我毕生的学术大道！从此我开始放弃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转而进入从学理与法理层面研究公共图书馆制度，推动图书馆公平服务与人文关怀。没有当年那段山村生活铭刻于我精神的痕印，我也许仍然会理性地走完我的学术之路，甚至会客观地研究公共图书馆制度，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公共图书馆研究中融入一种特殊的东西，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怀。

范并思

李超平

你的学术生涯应该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起步的，如果说，你读大学的起点比较低的话，那么，读研的起点，你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评价？

因为文化基础并不好，我是经历了两次考研后，于1985年非常艰难地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我的基础不好，这在系里应该是公认的，陈誉、宓浩等前辈与我私聊时，经常脱口而出“你基础不好”。入学时，我已经过了32岁，在通常情况下，应该进入了一个学人学术生涯较为成熟的阶段。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前，我是《图书情报数学》三位编写者之一，发表过《两种理论模式与图书分类的基础》《〈冒号分类法〉反辩证思维批判》等论文，这些成果的专业性水准，在许多人看来是有学术积淀的学人的产品，但实际上我当时距初次接触图书馆学不到7年，学术年龄仍是少年，仍处在一个渴求知识的时期。华东师范大学3年的研究生生活满足了我学习高水平图书馆学知识的需求，我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在这3年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为我毕生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

范并思

李超平

尽管你谦虚地自我评价为学术上的“少年”，但是，带着参编一本书、发表两篇论文的成绩去读研，即便在今天这也算得上高起点了，而你的老师们却仍然认为你“基础不好”，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虽然基础不够好，但的确有学术天分。除此之外，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在你读研以及毕业留校任教那个时期，正是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最好的时候，风华正茂的你与风华正茂的图情系相遇，你觉得那个时期的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对你以后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影 响？

1985-1988年，那个年龄的我遇上那个岁月的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的确是我的幸运。我1978年底进入湖南大学学习图书馆学，因为基础太差，我的大学学习重心几乎全部放在基础课，如英语、数学，对图书馆学课程虽有关注，但因为湖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是新办专业，师资结构并不完整，且当时我国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尚处在重建阶段，许多教材的内容与体系完全是经验描述，甚至在经验描述基础上加入了“文革”期间“开门办学”的时代特征。因此那些年我接触到的图书馆学知识并不系统，有些课程的图书馆学知识含量也不高。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米哈依诺夫《科学交流与情报学》时那种震撼，甚至拿到丘巴梁《普通图书馆学》也读得津津有味。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努力学习与研究图书馆学，但理论视野受环境限制。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时，这个系有一批出色的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如孙云畴、刁维汉等，他们具有专业化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和国际化的理论视野。这个系还有一批从其他专业走进图书馆学的教师，如陈誉、宓浩等，他们不但具有国际化的学术视野，而且具有超越传统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思路。此外，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很强，系里拥有一批基础扎实，具有很强理论思维能力的青年老师和同学，如黄纯元、于良芝、戴维民、叶鹰等。在这些老师和同学的教导、熏陶下，我的图书馆学视野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1985-1988年间，上海正处在今天称之为黄金时代的“80年代”的巅峰，书店和图书馆里标新立异的名著新书不断涌入，学校内外课堂上、寝室里、道路旁，各种学术思潮时常发生着激烈的碰撞。我甚至有原本打算听一个讲座，却走错教室无意中被另一个讲座吸引而将错就错的故事。处在那个年代的上海，那个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我的思想始终处于吸取新鲜知识与信息的亢奋中。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大学生活使我从一名小学生脱变为具有专业能力的图书馆从业者，那么1985年开始的研究生生活则使我再次脱变为一名具有研究能力的图书馆学学人。从1986年起，我陆续发表一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如《关于当代建设式图书馆学的思考》《确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等，这些文章均很受好评。《图书馆》主编韩继章先生评价《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一文时说道：“范并思的文章很好地对这个时期的图书馆学变革作了概括，而且文章写得大气，有磅礴之势，以致这种文体受到一些后来者的青睐，有模仿者亦模仿其模式和语言，由此可见范文的影响。”相信读过这些文章的人，不难看出它们与我1979-1985期间的文章在理论风格、选题、文字能力上的明显差 异。

范并思

李超平

韩继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在想，他说的“后来者”是否包括我本人？记得你曾经跟我讨论过我的文字风格，那次交谈提醒了我，论文可以写得不必“很论文”。事实上，当我开始改变文字风格时，我反而觉得那是一种回归。如果编辑韩继章发现了存在对你文风的模仿现象，我想，或许更多的人都跟我一样，因受到启发而回归了“本我”。学术论文，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和规范化的模样，学术的魅力会大大减少，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个人很不喜欢毫无“人性”的学术！另外，除了文字风格与情怀有关，其实选题也跟情怀不无关系。你那篇纪念曼彻斯特图书馆诞生150周年的文章，当时对我触动比较深的是两个点，一是“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这个角度，二是整篇文章弥漫着的那种人文情怀。

说到2002年纪念曼彻斯特图书馆诞生150周年那篇文章，需要提一下我的公共图书馆研究。这一研究始于2000年，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章，那时我仍将自己定位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文章是以基础理论研究而非公共图书馆研究的旁观者身份，呼吁图书馆理论界应当加强对公共图书馆问题的研究。2002年《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动笔之前，我仍没有将自己当成一名公共图书馆问题的研究者。那年年初我对《图书馆杂志》常务副主编方子丽表达了希望刊物能够纪念曼彻斯特图书馆150周年的想法，杂志最后还是直接向我本人约稿了，所以，这篇约稿其实是我自己的选题。在这篇文章中，我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公共图书馆是一种制度的观点，并力图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证明“维持了150年的公共图书馆制度仍是唯一合理的制度”，为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和核心能力进行辩护。

范并思

李超平

为什么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选择了“辩护”这样的方式，既然你认为它是一种基础体制，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吗？

这篇文章中关于公共图书馆是一种制度的观点，在概念上是受到黄纯元老师的启发。黄纯元从日本回国后，在多篇论文中用到“图书馆机构/制度”这一术语。这也是日本图书馆学者一种用法。但促使我对公共图书馆进行系统研究的因素，则是互联网出现后信息环境变化导致的研究环境的变化。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由于缺少与国际同行直接交流的机会，我只能通过专业期刊论文和专著了解国际图书馆学的信息。记得有很多年我每周要去一次上海图书馆，到外文阅览室反复阅读《图书馆学季刊》《图书馆杂志》等少数几本图书馆学外文期刊。这些期刊论文一般会跳过了早期的公共图书馆法理问题讨论，因此在很长一个时间里，我虽然一直在阅读，但却很少接触国际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知识和理念。而互联网出现后，我可以轻松访问IFLA和各国图书馆协会的网站，从他们的动态和政策文件捕捉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实质。甚至可以看到1850年英国《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辩论，从正反两方的观点感受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早期道路的艰难。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不是最早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的学人，也不是最早为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进行法理辩护的学人，但是，《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一文的核心结论：“公共图书馆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分配，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公共图书馆制度能够保障社会信息利用机会的平等，保障公民求知的自由与求知的权利，从而从知识、信息的角度维护了社会的公正”，应当是迄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最早且最为恰当的表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见到国内外文献中有先于我的类似表述。

范并思

李超平

是否可以把纪念曼彻斯特图书馆这篇文章看作是你学术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你没有再写过任何纯基础理论的文章。尽管你过往的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并不讨论概念，你自己也表达过对纠缠于“概念”的理论文章的不屑，但是，毕竟从这篇文章以后，你的理论研究显得更接地气。

研究公共图书馆问题，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理论转型。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图书馆学论文起，我发表过的论文涉及文献分类、文献计量、社科情报、情报政策、信息分析等领域，虽然有些文章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看理论兴趣较为杂乱，或者说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曾是我撰文较多的领域。但我国2000年以前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域，在国际图书馆学界很难找到相近似的领域。在那个领域中从事理论工作，注定远离现代图书馆理念与图书馆服务实践。找到公共图书馆研究这一既有理论挑战性，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意味着我20多年近乎盲目的理论探索的终结，和一段全新的理论研究生涯的开始。研究公共图书馆制度也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学术潜力。2002-2010年间，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但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的理论魅力，空前地激发了我的学术潜力。那些年我担任系主任，行政事务很多，加上系里师资缺乏导致教学任务很重。我担任的课程，全部是非图书馆学的课程，教学与研究其实呈现出脱节状态，这种状态，其实对于一个学者，这是非常不利的，也更加大了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承担着国家和教育部图书馆学课题，撰写了不少图书馆学论著，研究过的主题涉及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社会责任、图书馆社会包容、图书馆2.0等。在这同时，还参加了众多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地方学会的活动，包括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年会、新年峰会及其他学术论坛，以及基层图书馆培训专家志愿者行动。除了这些较为正式的学术活动，我甚至还连续4年以每周3篇左右的频率撰写博客文章，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与弘扬公共图书馆精神相 关。回首当年，确实有些难以想像自己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与激情。

范并思

李超平

如果说公共图书馆的研究让你圈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么，后来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跟公共图书馆研究也有一定的内在关联，甚至，我感觉你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都主要是针对公共图书馆。你曾经用“沙漠中的绿洲”来比喻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意义，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仍然认为当时对核心价值的研究有那么重要吗？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也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的宣示，你是《图书馆服务宣言》的两位起草者之一，这个起草过程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产生影响？

图书馆核心价值是图书馆人对于自己的责任或使命一种系统的说明。历史上，图书馆人优越的职业使命感和稳定的职业生活，使他们忽略了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重要性。进入信息时代后由于图书馆事业面临的挑战剧增，迫使他们开始关注核心价值问题，研究与发布核心价值成为国际图书馆界的一个趋势。中国图书馆界对于核心价值的关注是我们日益融入世界的一个标志，这一研究始于21世纪初，2007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当年中图学会兰州年会上，我做了主旨报告《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我们面临的挑战》。准备兰州年会PPT背景时，我理所当然地用了敦煌月牙泉的图片。当月牙泉图片出现在PPT上时，我惊讶地发现，图片中沙漠里三个最亮丽的元素，月牙泉的水、周边的绿洲、古塔，恰好代表图书馆人追求核心价值的全部意义。其中，戈壁中的绿洲如同一座灯塔，它是人们探索与行进的希望。当代图书馆事业面临各种挑战，就像在戈壁中的行走，而图书馆核心价值宛如沙漠中的绿洲，可以赋予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前行的勇气，指明前行的方向。我国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高潮早已过去，但它的理论遗产是永恒的。这份理论遗产就是促进了开放、平等、多元、包容等现代图书馆理念，并成为大多数图书馆人的共识。10年前的杭州图书馆乞丐入馆事件，今年的东莞图书馆农民工留言事件，这许许多多涉图书馆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图书馆核心价值对于图书馆人和图书馆服务的深刻影 响。

尽管我做了一些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别的工作，包括承担这一主题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但我不是我国最早研究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学人，文章也不是这一领域被引最高的。我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贡献，在于参与起草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的文本。

范并思

李超平

在我看来，作为《图书馆服务宣言》主要起草者之一，既是你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也是你的幸运。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历史的机遇选择了你，你也选择了去承担。这种幸运，还意味着身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个时期，无疑是迄今为止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最为精彩的时期，你认为《图书馆服务宣言》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的意义是什么？

2007年我国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高潮，起源于中国图书馆学会“新年峰会”将图书馆核心价值纳入议题。2007年初我和倪晓建先生承担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将研究图书馆核心价值和起草《图书馆服务宣言》放一起，它表明《图书馆服务宣言》实际就是我国的图书馆核心价值。国际图书馆界阐述图书馆服务理念，最常见的文件是职业伦理（道德）文件和核心价值文件。中国图书馆学也一样。2002年颁布的《中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准则（试行）》和2008年颁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分别是表述职业伦理和核心价值的文件。这两个文件在行业内也有很大影响，如浙江省图书馆大厅两侧大墙上就分别展示着这两个文件的文本。最近，李国新教授将这两个文件当成“现代图书馆理念在中国组织化传播的开端”和“中国特色现代公共图书馆理念的确立”的标志。《图书馆服务宣言》只有600多字，但起草工作历时很长。2007年初立项后，当年6月完成初稿。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后成修改稿，7月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办了一个分会场“服务宣言大家谈”，再出修改稿。2008年3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暨七届四次理事会，宣言先后在这两个会议上经表决原则通过。2008年4月嘉兴总分馆论坛结束后，几位专家最后敲定宣言全部文本。2008年10月中图学会重庆年会上，《图书馆服务宣言》正式发 布。

《图书馆服务宣言》起草工作虽然漫长，但最为困难的理论工作不在起草本身，而在中国图书馆人艰难重建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漫长过程。即使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图书馆人通过对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讨论，确立了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和人文关怀的意识，但它的问世也并不顺利。激进一方认为该宣言没有宣示智识自由等现代图书馆理念，保守一方则认为承诺对全社会开放是自乱阵脚。特别是后者的观点使我们改变了宣言的语气，如原版本（理事会表决版）导言结束句是“为此，我们郑重承诺”改为了更加温和的“我们的目标是”。事后看，《图书馆服务宣言》所宣示的图书馆核心价值，无论理念还是文字，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国际上图书馆核心价值文本相比，它也丝毫不逊色。

范并思

李超平

最后一个问题，2020年4月你退休那天在公众号上写了篇小文《“从业”50年——退休感言》，《图书馆论坛》还刊发了它。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你职业生涯的变动会引起中国图书馆学界广泛的关注，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可以说是对你职业生涯的一个褒奖，同时，不少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你真的会“退休”吗？

退休的感言之所以受到些关注，也许是因为我的工龄较长吧。这其实得益于国家给知青们的一个补救政策：自下乡起算连续工龄，我1970年下乡到今年退休，正好“工作”了50年。当然这50年中包含了7年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时间。当年在农村插队时，50多岁的人要叫老爷子。前几年回到当年插队的山村，那些当年一起战天斗地的小伙伴们，不少已经去世，幸存的也是满脸沧桑、弓腰屈腿、全然已半身入土的形象了，看过后真庆幸自己仍健康地活着。尽管我越来越接近70岁，但也不觉得应该因年龄的老去而刻意使自己的生活改变些什么。我留了一门MBA课程《管理信息系统》，也许还想再上1-2年。国家重大课题《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没做完，也许还要2-3年。此外，有兴趣时也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或讲座活动。外出旅游时，去当地的图书馆走走看看，这也是保留的节 目。

我的职业生涯其实很难说是成功的，至少我们系的学科建设，在我做系主任那些年是很失败的。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那年系里正式有权授硕士学位（我系1984年获批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次年开始授学位），直到退休这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前吉林大学靖继鹏教授说到他们争取博士授予权时总会以“八年抗战”来形容其艰难。而我系从首次申报到今天，则是整整20年。博士点只是一个指标，还有许多其他指标也可看出我们学科建设的不足。就个人而言，以人们评价一位教授是否成功的大部分指标看，我也有不小距离。我之所以在“微信公众号”小文中对自己职业生涯还算满意，主要是对自己要求不高，无论是学术荣誉还是生活待遇，我对自己都没有太高的要求。还记得一位诺奖得主曾说过，他做科研只是觉得做科研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特别是做这事还能体面地养活自己。我也这么认为：教书和做科研本身就是件意思的事，何况在做的同时还能养活自 己。

2014年一次论坛上做嘉宾，结束时主持人要求嘉宾一句话感言，我的感言是“很庆幸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选择了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和阅读推广”。我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因此对未来也缺少规划。我的晚年大概率是越来越低效地做些理论研究，如研究阅读推广，直到完全研究不动为止。

谢谢您的采访。

范并思

后 记

对范并思的采访到此结束，很显然，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标签是鲜明的。早期，他拥有一个笼统但认可度很高的标签——基础理论研究，后期，他的学术标签则是：公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阅读推广研究、儿童阅读推广研究。从一个笼统的标签到几个具体的标签，这或许也反映了范并思的学术研究的“进化”过程。

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总是要通过文字去呈现的，从总体上说，我个人对范并思学术风格的评价是：他的学术论著很好看。这种“好看”并不简单是文笔好，其背后是思想、情怀、选题、研究风格等因素的综合反映。这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在实证和实务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范并思的独特性是什么？当范并思在一次论坛上呼吁“图书学研究应该为图书馆事业提供思想”时，他显然是看到了现实中的某种不平衡。我由此而获得的启发是，如果我们真正想要维护一个多样性的学术生态，是否需要对范并思这样的能够为事业提供思想的学者多一些探究？以此来助长一种日渐稀少的学术样态，或许，这才是本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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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并思老师被业内人员尊称为21世纪初中国图书馆界中仰望星空的第一人，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十大著名图书馆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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